欧阳修在宋代为通儒式的人物，其成就涉及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关于欧阳修的研究已相当全面，特别是对作为文学家欧阳修的文学成就的研究，更是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其实是骈散兼擅的大家，或许是为古文成就的光辉所掩盖，研究者对欧阳修的骈文成就常常避而不谈。事实上，欧阳修对宋四六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对宋四六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在骈文史专著及一些文学史专章中，对欧阳修的四六文成就皆有所涉及，主要指出欧阳修对四六文的创新和变革，即以古文为四六，但对此观点多点到为止而并未做深入展开。对欧阳修四六文创作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地位评价，对欧阳修四六文创作前后期变化的比较等问题并未涉及。
本文从欧阳修四六文的创作历程入手，将欧阳修四六文创作分为前后两期，以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为分界线。通过前后期比较，突出欧阳修对宋四六的开创之功。以古文为四六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在学界尚无人提及。事实上，以古文为四六，同其他破体为文的做法一样，都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诗文革新运动中同样占有一定的地位。
以古文为四六 ，和欧阳修的以文为赋等密切相关，已有学者注意讨论了欧阳修以文为赋，形成具有宋代特色的文赋问题 ，其中论述涉及到打通骈散、以古文为四六的问题。事实上，欧阳修对四六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的这一创新，以古文为四六是四六文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欧阳修将古文体制引入四六文写作之中，完成了宋代对四六文革新的第一步，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步，无怪乎宋人吴子良在评论四六文时得出“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的结论，显然是针对宋代散体四六的特点而言的。
欧阳修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四六文体特有的风格体式和特定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是诗文革新所倡导的古文体制及其风格。欧阳修的做法是破体为文，其后苏轼承继以古文为四六的做法，并将其发扬光大；而王安石在四六文写作的问题上似乎和欧阳修的做法相反，仍然坚持“文章先体制而后工拙”，坚守四六文体一贯以来的固定体制，由此形成北宋四六文分为苏、王两派的说法。
欧阳修的后期四六文融入古文的体制，运以散体之法，单行之气，以文体为对属，不求切对之工，不用故事及陈言，纯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平淡委曲，语言清新平易，打破了浮靡堆砌之风，自此之后，骈文遂变其格，以古雅争胜，形成有独自特色的散体四六。
明王志坚专辑四六之文为《四六法海》，以为“欧公之诗力矫杨、刘‘西昆’之弊，专重气格，不免失於率易，而四六一体，实自创为一家。至二苏而纵横曲折，尽四六之变，然皆本之於公。” 明确指出了欧阳修对四六的创体之功。
清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三：“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钜穫。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 也肯定了欧阳修以古文笔法革新四六的功绩。
以古文为四六这种破体为文的做法在欧阳修手中最终完成有内因和外因的契合。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每一种文体其自身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不能把各种文体的风格绝对化和凝固化。
就四六文文体本身的发展来看，自身发展中的变化是存在的，这从四六文的历史发展沿革可以看出，四六文发展到宋代，其内部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由欧阳修来开创，这就是自欧阳修开始的以古文为四六的做法，且不论这种做法的最终生命力如何，从四六文发展的角度来看，破体给四六文带来的至少是新鲜血液的注入，是一种新的发展和前进。
之所以由欧阳修来开创性地完成这一革新，这和欧阳修本人的自身条件密切相关。欧阳修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经学上首创怀疑精神，在史学上强调个人色彩，在文学上提倡诗文革新。受唐韩愈以文为诗的启发和影响，出现以文为赋，并最终成熟于欧阳修之手。
欧阳修以文的手法写作赋，又将骈文通于散文。他敏锐地看到四六文体的弊端所在以及改革的势在必行。并且除了革新意识而外，欧阳修对四六和古文两种文体的娴熟掌握和运用，使得两种文体的融合有了实践写作基础，使融合成为可能。
欧阳修的古文成就自不必言，其早年四六文受杨、刘深刻影响，虽特色不够明显，但科考第一却也显示了其四六文实力不凡。这样，欲借鉴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的做法，在四六文领域做到以古文为四六即顺理成章。
实际上，以古文为四六，仅仅是欧阳修破体为文做法之一种而已，也就是说在整个诗文革新运动中，以古文为四六也是革新的内容之一，只是历来为学界所忽视。清李调元论律赋，以为“宋初人之律赋最夥者，田、王、文、范、欧阳五公……欧公佳处乃似笺表中语，难免于陈无己以古为俳之诮……永叔而降，皆横婺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
又曰：“宋欧阳修《畏天者保其国赋》，虽前人推举，然终是制诰体，未敢为法。” 以文为律赋也是欧阳修律赋的特点，而且由于律赋和四六的兼通与相似，欧阳修律赋语言似笺表语，体制近制诰体，说明欧阳修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已不自觉地将古文作法运用于四六文之中，也运用于律赋及其他一些文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