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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本书作者以行云流水的笔法再现了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对于心学，本书作者见解独到，精辟深刻，发人深省。
内容简介
《大儒王阳明》讲述了王阳明——融诸学于一体，集各家之大成，创心学，平乱党，辞章、兵学、仙佛，无不涉猎。继孔圣、孟圣之后的又一儒家圣人。外以史实文字记载以追求实叙，内以体现阳明心性功法以彰显心学，清谈漫话，平铺直叙，用最简朴的语言，从人性的角度贴近神圣化了的王阳明，感受活生生的明代大儒王阳明之成败得失，体会融儒释道精华的心学之力量及其韵律。
作者简介
周月亮，生于1958年，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生导师。撰有《近世文学论稿》《水浒智局》《（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新评新校（儒林外史）》《走向卢沟桥》《历代大儒传》（主编）《孔学儒术》《释家箴言录》《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电影现象学》《影视艺术哲学》等。
前言
墨子说：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说，但让他挑选具体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了。所以，可说瞎子不知黑白，不是因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为他不能辨黑白之实。同样的道理，高谈仁义的人，说的那个漂亮可以胜过大禹，但让他们在仁与不仁之间选择时，便不像说的那么漂亮了。可以说，这样的人不知道仁义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样。“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篇》)
自从人结成类以后，“名”就日益掩盖、甚至取代了“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都在膨化着“名”，名是“知”可以层累，而“取”是“行”，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直接代际层累。怎样才能知行合一、“名取”一体，大而言之是个如何获得真理的问题，但中国人不感兴趣；中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取”到“名”，中国的权力资源叫“名器”，谁学好了那个名，就成了器。单为此，就不免以学解道，消行入知。于是，仁义道德，就成了“三岁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广告词，当人们反过来要用仁义道德之名来窃取荣华富贵时，言行不一遂成为普通的人性炎症。
起脚于古越的阳明子，有着禹墨这一脉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与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精神差别。他为了消解言行歧出，提出心物不二、心为根本的问题，重新设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天理内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实到“取”上的知行合一来对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从而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阳明说他的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是句朴实的良心话，也是为自己正名的辩解语。
阳明摸索出来致良知之路，是要让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带，从外在的观念之网中解放出来。对于不研究天文、地理，只关注人性的中古人文观念来说，关于人性的定义是这观念之网的“纲”。然而关于人性的定义也只是短暂的士民协议。谁垄断了这个制定话语的权力，谁就是这个时期的真理发射者。真理是人说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真理”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在铸造偏见，于是人类意识的万花筒便成为各种打扮成真理模样的偏见方阵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入学”、“仁学”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假象，回到纯真，还我清白。
这很难很难，比孙悟空跳如来的掌心还难。因为须广泛改组人们的意识结构。王阳明为此努力了。他将“心”论证为先验的直觉，并用经验化的方法证明“良心”能给人类带来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属性是实践的精神和意志，而且既独立于实用，也独立于道德。“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要表达人类的根本精神是独立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自力更生”地去做一个伟大的平常人。人需要超越，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闻见道理加给你的井蛙之见，这才能日新日日新地“更生”，才能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你必须自信我性俱足，不必外求。这种“无援的思想”是一种能够把知识、理性快乐化的感性学、身心学、感动主义美学，心学近事远看、远事近看，高度随机，又绝对万变不离心宗，从而真诚地沿着大道中行而进。
阳明从始至终都坚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他认为在有良知这一点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尧舜。这个立场保证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定盘星的有效性。心本体是纯真的，它高于任何经验语义的善恶。人人都能返回心本体，才能激活内在的本源性的直觉，才能将本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从而使心学成为简易直截的起死回生之学。当圣奥古斯丁说“无须寻找，真理原在你心中”时，他强调了“经验与先验”是可以复合的。但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阳明的“心即理”予以了理论证明；“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予以了实践的落实；“致良知”则要求你把心中的真理“良知”使唤到眼神、语调、心中想、意之动上。使你的直觉成为“哲学王”的直觉，从而提高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里尔克告诫青年的话可以辅证这一点：让你的判断力静静地发展，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中，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要想活出本真的人之味，就必须从沉沦的泥淖中超拔出来，去蔽解缚，明心见性，恢复人性的自然生机，从而超凡入圣。用扩张良知的方法，即用自我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让生命去照亮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剥夺生命，“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为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丢失“自我”，又不陷入那种束身寡过，一事不为的怯懦小儒的可怜境地；要从心髓入微处痛下自治功夫，既抗拒循规蹈矩之虚伪，又拒绝龙拿虎掷之欺骗。告别颟顸糊涂、竞奔险狡、自私自熹、自暴自弃等等自己活埋自己的活法。不做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情欲的奴隶；永别一切奴才道德，自力更生，增强自己的善良和能力，当你的善良能够给你超强能力的时候，你就活出自己来了。
精彩书摘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明人创作的戏文一样，有它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有似“夜”“光”“影”之交叠的万花筒。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出新芽。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
夜与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光有波粒二象性，夜则有光影二象性。一物之立则有三象焉。同理，宦官有忠奸，更有不忠不奸、可忠司奸的一大群。文官有邪正，更有不邪不正、可邪可正的一大帮。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洪武爷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得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
这个最穷苦的孩子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然而，这个牧童、乞儿、和尚出身的皇帝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他反社会反政府的人格，长期的军事杀伐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压迫穷苦百姓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足够空前。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家常便饭时，他就是江湖的“老大”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
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放过多少国家大臣，又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
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却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锋利的匕首，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极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这个古老的帝国的第一原理是“朕即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其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不阴不阳。皇城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歪打正着地揭示了它们的同构性。
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此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
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到兴头上时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成熟，后“朱元璋”是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
阳明被刘瑾打了40大板，发配到贵州龙场驿站，刘瑾的性格决定了王阳明的政治命运。
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确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朱洪武广开仕路和言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大，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品种驳杂，良莠不齐，总体上是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与光”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他从他们中来，却不想与他们一样架空度日、混吃等死或生事事生地被是非窝活埋；他想带动他们一起觉悟大道，他们却觉得他猖狂生猛。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如家兔子。他一生之戏剧性的沉浮变化，有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当然关键在于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反抗窝囊——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