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年出生于天津，毕业于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从1931年到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在1938年到1946年期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起出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西南联大不设校长)，因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西南联大的校务工作实际是由梅贻琦负责。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由于业绩突出，深得教师和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直到现在海内外清华学子中一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轶事。
廉洁俭朴的一校之长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清华的深厚情感。他长清华，爱清华，就要使清华在“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梅贻琦言行一致，上任之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法定校长住宅)，按惯例许多生活开销由学校供给，他主动放弃特权，家里佣工的薪水、电话费以及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不允许家里任何人乘他的汽车办私事，夫人要坐只能顺路搭便车。他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是用废纸的反面。他说:“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1938年到西南联大后，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平房，住所窄小简陋，并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外出办事，路近则安步当车，路远则搭便车，或坐人力车载一段路。
1940年以后，滇川各省物价飞涨，教师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常有发生，梅家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买不起。梅夫人做松糕到冠生园寄售，摆地摊出售儿女们小时候穿过的衣裤以贴补家用。有一次，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影响听课记笔记，好久无钱重配。小叔叔梅贻宝(燕京大学校长)赴美前到昆明探望哥哥，看到侄子闷闷不乐，一问才知原因，就出钱为侄儿配了一付。
联大给教师谋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校规规定:学校3个常委都不能享受(另两个人有兼职收入)。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梅贻琦不允许自家孩子去领，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梅贻琦所行之事处处为学校打算，俭朴作风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7月，梅贻琦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等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校，梅贻琦联系买好飞机票后，又得到可以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邮车不仅比飞机晚到一天，一路上还要遭受日机空袭之危险、山路颠簸之苦，但可以为学校节约两百多元钱，梅贻琦毅然退了飞机票，一行3人乘邮车回到了昆明。
饶有情趣的饱学之士
梅贻琦不喜说话，不苟言笑，并不是呆板木讷的“冬烘先生”。他智慧通达，幽默诙谐，待人做事颇有情趣。梅贻琦一生文章写得不多，讲演更少，但是平时阅读的范围很广，涉及理科专业的书、刊物经常研读，对物理学，工程学等研究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果了如指掌。对隶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史学、地理、文学、哲学等具有扎实的功底，浓厚的兴趣。他的床头常年放着英文版的《读者文摘》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再忙也要挤时间去看。因此，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见解独特；知识面的广博丰富也使他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教授都能谈得拢，相交融洽，舒畅。
梅贻琦爱好广泛，爱听音乐，吟诵诗词，欣赏字画，集邮等。对室外活动像打球等也十分喜欢。由于，他无论长清华抑或西南联大都是临危受命，身负重任，宵衣旰食，许多的爱好无形中都舍弃了。集邮是他坚持最久的，他写字台抽屉里放着几大本集邮簿，里面是各种各样精美漂亮的中外邮票，同样集邮的儿子梅祖彦抵制不住邮票的诱惑，常常偷偷去翻看。梅贻琦看到了就会责备一句:“对你说过了不要翻我的东西。”然后抽出几张邮票给儿子。梅祖彦窘迫之余，又不胜欢喜。
梅贻琦特别喜欢种花，在清华大学时，特意在家门口开出一小块地种花，或清早或傍晚，忙里偷闲，松土、拔草，乐在其中。到西南联大后，住地局促，只能在屋檐前铲出一小片土种种花草，有一次夫人韩咏华生病了，他就将种的花一枝枝剪下，拿进卧室送给夫人。梅贻琦就是这样一位情趣灵动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