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
20多年前就谈“和谐”本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
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他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布衣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住就是4年，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
但季老先生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不仅处之泰然，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
600本《留德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1917年，6岁的季羡林从乡下的父母家，来到城市济南的叔父家，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有远见。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
在清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十几年里，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
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
怀真情，说实话季老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
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据说，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
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
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