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启蒙与信仰复兴》
2015年12月26-27日
（周六、周日）
四川 青城山
人类的这种影象，人类甩掉了锁链，摆脱了命运的帝国，摆脱了进步之敌的帝国，沿着真理、美德和幸福之路，以坚定强健的步伐前进的景象，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何等的令人欣慰！正是对这种前景的思索，大大酬报了哲学家所有的辛劳。——（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超越精神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这种缺憾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即不断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现实。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18世纪看作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时代，但是启蒙思想并非突如其来地从伏尔泰等人的头脑中凭空迸发出来，早在18世纪之前，一些具有启蒙意味的涓涓细流就已经开始在欧洲文化土壤中涌动。
如果我们把欧洲大学的兴起和经院哲学的发展仍然看作是中世纪范畴之内的事情，那么，14～16世纪风靡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日耳曼语地区蓬勃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无疑应该被看作是新时代的开端和启蒙运动之滥觞。
如同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ad fonts”（“回到本源”）一样，宗教改革家所提倡的“imitation Christi”(“效法基督”)也表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要求。二者的差别在于，人文主义者推崇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焕发着人性魅力的文学艺术，宗教改革家向往的却是使徒、教父时代闪耀着神圣光辉的虔诚信仰和崇高德行。
无论就个人的精神气质还是改革的理想目标来说，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都无可争议地属于中世纪类型的人物，他们的初衷并非要开创一个理性的新时代，而是要回归到保罗、奥古斯丁的旧传统。
然而，由于他们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欧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因此他们的保守初衷吊诡地导致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革命。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都是一些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只是“意外地”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的前景，那么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们则开始自觉地开创一种文化新气象。
这些“理性主义者”是指当时一切具有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他们既包括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这样的经验论者，也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这样的唯理论者；既包括惠更斯、牛顿、波义耳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也包括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这样的自然神论者。
正是他们以怀疑精神为武器、以科学理性为依据，在批判旧世界的精神氛围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新时代。
怀特海把科学家和哲学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17世纪称为“天才的世纪”；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尽管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琳琅满目，但是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却是一个“不毛的”世纪，到了17世纪，尊重科学才成为“大多数重要革新人物的特色”。
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们树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规范，这套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思想规范在自然界中表现为可以运用数学方法来认识的宇宙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则表现为通过社会契约而缔结的法律制度。
既然天上有一个尊重自然规律的上帝，人间就应该有一个遵守社会法律的君主；自然界杜绝任何违背自然律的奇迹，人类社会同样也不应该允许破坏宪政的专制。
当牛顿用一个严格遵循数学定律而运行的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充满奇迹的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洛克也用一种天赋人权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取代了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专制政治。
在17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与自然法学派异曲同工，相映成趣，它们共同构成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渊源。
一个遵循规律的自然界和一个依法运行的宪政社会使得人类的进步成为可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末世论盼望上帝降临的传统历史观，用一个不断进步的人间理想取代了虚无缥缈的天国蜃景。
如果说17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者还羞怯怯地打着上帝的大旗，那么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则走向了激进的无神论。他们陶醉在人类进步的光明前景中，运用羽毛丰满的理性对遍体鳞伤的基督教进行了猛烈批判。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推向了极端，百科全书派的响亮口号就是：“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
理性取代了上帝的至上地位，对一切传统的信仰和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却唯独忽略了对自身的批判。
就此而言，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恰恰是用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本身。这种理性独断论虽然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产生了一种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种法国式的肤浅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并没有改变法国民众的宗教虔诚。
正如卢梭坚定不移地表达着自己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信念：“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
对卢梭思想推崇备至的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公开宣称：“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的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乃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
卢梭在知识理性之外重新寻找宗教信仰的根基的做法，为后来康德的道德神学和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开创了思想先河，并且引发了19世纪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
仍然处于分裂落后状态中的德国，整个近代文化的精神氛围都与马丁•路德所开创的新教传统密切相关。两百年来，这种新教传统培育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宗教虔诚。
因此，当18、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面对着风靡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潮时，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力图在英、法所代表的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的宗教虔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莱辛运用一种历史理性的观点来解决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康德一方面将上帝限制在经验知识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从而建立起一种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哈曼主张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态度来对待理性无法论证的信仰；
黑格尔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等）进行了思辨性的哲学阐释，最终实现了神与精神、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哲学就是神学。……这种和解是上帝的和睦，它并非‘超越一切理性的’，而是作为真理通过理性而被认识和思维的。”
浪漫主义鼻祖卢梭曾在《爱弥儿》中明确表示：“一颗真诚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这种把宗教信仰建立在内在良心而非知识理性之上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康德，而且极大地启发了浪漫主义者。
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基督教的上帝不再是自然神论中的那个毫无情趣的钟表匠或设计师，甚至也不是康德道德宗教中的那个在来世保证德福相配的公正裁判者，而是一个鲜活地体现在自然万象之中、特别亲切可感地呈现在信仰者的心灵之中的真实存在。
法国浪漫主义巨擘夏多勃里安在《基督教真谛》中用美学感受取代理性论证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认为基督教的庄严真理和神圣权威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美。
经过一系列的复兴和变革，尘埃落定，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理性形成了一种并立和互补之势。基督教信仰不再是反理性的，恰恰相反，它经历了启蒙时代的洗礼，成为对科学理性的一种重要补充。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浩淼宇宙和复杂人生中有许多无限奥秘是人类的理性能力无法洞悉的，与其把关于无限的茫然无知付诸于断然的否定（无神论）或者自慰的怀疑（不可知论），不如将其付诸于对某种终极实在和永恒秩序的信念。
这种信仰并非反理性的，而是与有限理性并立而互补，它植根于真实可感的生命体验之中，植根于每个基督徒的灵性血脉之中。正因如此，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没有撼动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世俗化的巨大潮流也不足以从根本上颠覆对上帝的信仰。
科学技术为人们不断揭示出“头顶上的星空”的秘密，而关于上帝的信念则成为“心中的道德律”赖以确立的坚固磐石。
信仰与理性最终形成的这种并立与互补格局，正是西欧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最具历史影响的成果。施莱尔马赫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讲演中说道：“只有当宗教自身和形而上学与道德并肩而立时，公共的领域才能完善丰满起来，人的本性才能从这方面得到完善。”
参照西方的启蒙运动，反观中国的启蒙历程，应当领悟出某些共性的东西。中国的启蒙历程，从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袁枚等人在儒学传统的藩篱中试图鼎故革新，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决然颠覆“孔门之政”和“孔门之学”，再到当今时代大力倡导弘扬传统和复兴国学，整个过程可谓波诡云谲、跌宕起伏。数百年来，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化浪潮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各种偏激主张层出不穷。
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的启蒙反思和文化重建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如何在普遍性的时代潮流与独特性的文化传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启蒙历程或许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明伦爱智堂西方文化精研班，坚持“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笃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知识与情操相结合”，延请名师，开坛启智。
本月课程将根据上一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顺藤摸瓜，一鼓作气，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精神的觉醒过程和思想内涵进行细致梳理，详细介绍启蒙运动在西欧各个国家的不同意义。
为什么中国受其影响最深、最激进的法国革命，并没有爆发在英国和德国？后者为什么不仅仅单纯弘扬理性，还同时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信仰）与时髦的理性精神有机加以结合？那一场理性的启蒙，为什么如此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契约……
这些从所未有的理念，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催生爆发？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的思想解放和革命，为什么纷纷让位于这一时段所产生的思想并时至今日依然全方位地影响和主导着世界？
为什么在科技越发成为专制性的意识形态之后，古老的信仰，灵魂的归宿，人类对生活单一化、平面化、市场化的疲倦厌恶，正在重新寻找新的出路，并在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之后，再一次成为人类必须直面解决的最高精神问题！
赵林教授
哲学博士；明伦“爱智堂”西方文化精研班主讲教授；现为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哲学学院二级教授，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
主要教学研究方向：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
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西方哲学史》等学术著作、演讲集和高校教材18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
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于2011年被教育部评为“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首批上线课程；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哲学史”课程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被教育部评为“中国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上网播出。曾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多次主讲“中西文化精神差异”、“奥林匹克与希腊神话”等学术讲座。
诚邀各位学员提前安排时间参学！本课程是明伦书院爱智堂正式内部课程，非明伦爱智学友若有意参学，请提前联系，谢绝空降！
1、自我完善，自我更新。
2、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知识与情操相结合。
